2017年4月24日,在北漂的第25年,育儿嫂范雨素火了。

  发布仅几小时,一篇名叫《我是范雨素》的文章席卷全网,阅读量迅速突破百万。时年44岁的范雨素,以倔强而柔韧的笔触,用冷淡却幽默的语气叙述了自己与农村家人的故事。文章爆红之后,人们惊艳于范雨素的文字,感叹她育儿嫂的身份。在“标签化”的理解下,新闻记者与出版社编辑络绎不绝地赶往北京。

  面对滚滚而来的“狂风巨浪”,范雨素感到措手不及。重复的自我叙述让她逐渐感到焦虑与不适,各类活动的邀约更让她意识到,媒体是在“消费”自己。

  她想躲起来,躲开这风暴中心。

  范雨素的家乡在湖北襄阳东津新区打伙村。范雨素小时候,母亲忙得顾不上管她,她长时间浸淫在大量的纯文学作品里。对年幼的范雨素而言,最难以忘怀的是《飞天》上刊登的乞丐哲学家第欧根尼的故事——当国王亚历山大巡视大街,询问以木桶、讨饭袋和水杯为全部财产的第欧根尼“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”时,第欧根尼躺在木桶里,懒洋洋地说:“你可以站到一边,不要挡到我的阳光。”

  9岁的范雨素在田野中一边放牛、割草,一边写老师布置的作业时,觉得自己每天的生活太忙、太累了。那时,她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一个像第欧根尼一样的哲学家。

  这种对于第欧根尼式自由的向往,深深融入范雨素的血液,推着她向狭小村庄外的广阔天地走去。12岁那年,在脑海里将文学作品中逃火车票、偷老乡青菜、打农户看门狗的伎俩排演了千万遍后,日渐“膨胀”的范雨素在屋内有空白的纸上,都写上了“赤脚走天涯”。那年暑假,她逃票去了海南岛,南下看世界。

  就这样,天不怕地不怕的范雨素开始了艰辛的打工生活。3个月后,范雨素觉得这样的日子,潇洒之余,亦有许多不足。在庄稼地里干活,能干就干,干不动了就跑,父母忙得没时间管。可打工不一样,不能撂挑子走人,她常常在洗盘子的时候想:这里没有学校读,没有小说看,也没有母亲。于是她决定回家。

  回家后的范雨素非但没有迎来家人的欢迎,还成了家族中“德有伤,贻亲羞”的罪人。她不知道一个12岁小女孩的随性举动会被污名化。在农村,男孩子出门闯荡天经地义,女孩子出门流浪则有可能是私奔重罪,是不可饶恕的,甚至要被逐出家门。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因性别而受到的歧视,这也为她将来的北漂埋下了种子。

  在这之后,家里人为她找了一份农村教师的工作。一直感到自卑的范雨素,觉得自己笨、手脚不利索,也不想教一辈子书,却不知道以后的人生到底该怎么走。她天真地认为“读看不懂的书的,才是有知识的人”,她还是想当哲学家。

  18岁那年,趁学校放寒假,她独自去了北京,前往北大寻找哲学老师陈战难。她曾在业余时间读了一本陈老师的著作,印象深刻,她想问一问陈老师,自己是否可以旁听他的课。北京的冬天特别冷,她还记得自己在北大校园里被冻得直哆嗦,而室内的暖气让她感到万分新奇。

  在北大哲学系办公楼里,面对一个来自湖北农村的天真烂漫的陌生小姑娘,陈战难善意地提醒她:“你有生活费吗?能在这里生活吗?”现实的问题萦绕在范雨素心头,她闷头坐在椅子上发愣,愣了一分钟,一句话没有说,站起来就走了。在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之前,她只能果断地回家。

  回到家乡还不到两年,范雨素又一次按捺不住自己出门看世界的野心。20岁时,她看到《中国青年报》上的深度报道,介绍进京务工的农民工在哪儿找工作。她决定只身前往北京,漂向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大千世界。

  范雨素在北京找到的第一份工作,是月薪150元的饭店服务员。150元的月薪不算高,饱上顿愁下顿的恐惧,让范雨素活在艰难的求生困境中。好在范雨素并未觉得凄苦,当她选择离开家乡的时候,就已对外面世界的世态炎凉做足了心理准备,正如她一再提及的那样——文学中缺吃缺喝的苦难看得多了,她就不觉得现实中遇到的困难有多苦了。

  可惜的是,之后的日子里,范雨素因忙于生计,没能实现去北大旁听哲学课的梦想。面对真实生活,看再多的文学作品,读再多的苦难故事,终归是纸上谈兵。后来,范雨素糊里糊涂地把自己托付给一个酗酒、家暴、对孩子没有责任心的男人,遭遇了一段不幸的婚姻。“我觉得我生活不下去了,我就走开。”范雨素决定自己主宰命运,执意与丈夫离了婚。

  为此,她只好选择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逃回家乡。

  回家寻求依靠的范雨素,显然忘记了自己12岁时的经历。当她回到那座小村庄时才明白,血浓于水的亲情也无法抵消生存带来的物质压力。那时,大家过得都不容易,邻居们一看见她就关门,怕她张口借钱。谁也靠不住,只能自己扛。思量再三的范雨素,为了孩子们的前途,又一次鼓足勇气,带着孩子们重返北京。

  重新回到北京的范雨素搬到了皮村,一住就是10年。她在皮村蜗居的那间8平方米的小屋,太阳很足,即使在冬天,屋子里也温暖得跟植物园的阳光房似的。范雨素一如既往地喜欢阳光。

  几度漂泊的范雨素,唯一保留的习惯就是阅读。“读书,不论往小了说,还是往大了说,都是有意义的。我是个没情趣的人,但通过读书也培养出一些兴趣,比如我喜欢动植物,喜欢听音乐,这些都是通过读书培养出来的。都说‘修身,齐家,治国,平天下’,如果一个国家的母亲都爱读书的话,那整个国家的人口素质就会有大幅度的提升。”

  在范雨素看来,阅读和写作,甚至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。沒有能力供大女儿上学,她就给大女儿从旧货市场淘了成百上千斤书回来,还带她去书店、博物馆,教会她阅读。在范雨素成名后,许多慕名而来的文学爱好者让范雨素更深刻地意识到:阅读和写作,可以改变人的命运。无论是来自河南的家政工、甘肃的育儿嫂,还是来自山西的服装厂女工,她们一边为孩子打工挣学费,一边写些看似无用的文字,最终都将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大学。

  作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,范雨素形容自己是“从地铁首发站上车的人”。在“同一班地铁”上,一些农民工朋友凭借时代的优势,成了打工潮中的暴发户。可她自己,却是那个“在首发站上车却被中途挤下车”的单亲妈妈。

  范雨素知道,如果自己当初不跑到北京,而是留在农村嫁人,日子可能会过得比现在好。但那种压抑与束缚下的安稳,绝不是她想要的。她也知道自己这样的经历并不是小概率事件,中国有14亿多人口,3亿农民工,无数跟她一样做了“逃荒妈妈”。

  “社会就跟人一样,没有纯粹的好人,也没有纯粹的坏人,城市也是这样的。城市有很多毛病——冷漠、疏离,但好处是,在城市,人和人之间是有距离的。在乡村,人们没有距离感,大家都是没有隐私的、透明的人。在城市,我是单亲妈妈,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,我觉得很好、很自由。但是在农村就会有很多关心你的人来劝你:不要一个人生活呀,不要做单亲妈妈呀……他们会来干涉你的生活。在城市,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生活方式,只要你从心所欲不逾矩就行了。”

  更何况,她万分感谢北京这座城市带给她的善意。

  1998年的一个午后,摆完地摊回到家的范雨素累得倒头就睡,醒来却发现3岁的孩子不见了。那天下午,她顺着三环路跑到潘家园,又从潘家园折返跑到劲松,再从劲松跑到八王坟……她发疯似的到处跑、到处找,只感到喉头黏糊糊的,要吐血。孩子丢了,真的丢了!范雨素感到整个世界天旋地转,满脑子只有她自己无助又孱弱的喘息声——她累极了,却无法停止奔跑,她只有一个念头,“如果找不到我的孩子,那我宁愿死在找孩子的路上”。

  濒临崩溃的范雨素被路上一个陌生大爷拦下。大爷询问了缘由,并帮她联系了劲松派出所。绝处逢生,派出所里正好有一个被路人送来的迷路的3岁小姑娘。范雨素赶到派出所时,女儿见到她的第一句话是:“派出所的馒头和瘦肉丝,真好吃。”

  范雨素感到心酸,她不会做饭,以致孩子吃着派出所的馒头和瘦肉丝都觉得如吃珍馐。可她也感到幸运,在这一场风波中,她遇到了不收车费的出租车司机、耐心陪孩子找家的执勤民警,以及路上那些素昧平生的好心人。

  用范雨素的话说,这个社会,并不要求谁对谁多好,但“每个人身上都有实践举手之劳的善”。比如,北京的垃圾桶特别高,外出倒垃圾的时候,如果人们看到垃圾桶附近有捡垃圾的拾荒老人,便不会把垃圾直接扔进垃圾桶,而是放在一旁,告诉老人那里面有能卖钱的废品。

  每当看到类似的场景,她都会想到杜甫的《又呈吴郎》:“即防远客虽多事,便插疏篱却甚真。已诉征求贫到骨,正思戎马泪盈巾。”杜甫对于邻居扑枣妇的善意,在这叮咛与嘱咐中尽露——就算你从来无心阻拦无食无儿的妇人到门口的枣树上摘枣吃,但你在门口插篱笆这件事,肯定会让提心吊胆的妇人疑心你是不是在提防她。

  对于这样的细节,诗人需要具有多深刻的同情,才能领会并体贴穷人的自尊心!1300多年前的诗人杜甫,通过一首小诗,写出了范雨素的心声。积年累月的阅读与来自大城市的细微善意,影响了范雨素的文学观。“平静、温暖、慈悲、悲悯,我觉得这4个词是我的写作观,也是我的价值观。”她坚信文学要给人力量,要表现真善美,只有充满善意的文学,才会有人看,才能对社会有贡献。

  在北京,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是无法轻易就地上学的。

  早些年,范雨素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年幼的小女儿,曾在小女儿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教书。等小女儿长大一些后,范雨素便前往城区做育儿嫂。育儿嫂很辛苦,每周只休息一天。因此平常只有两个女儿在家,由十几岁的大女儿照顾几岁的小女儿。

  因为照顾过太多别人家的孩子,所以范雨素知道,小时候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的孩子会很没有安全感。但她没有办法,只能不停地教育孩子:“活着是自己的事。”

  范雨素身边的大部分北漂农民工,会将一年收入的2/3花在自己孩子的教育上,最常见的选择是将他们送到河北衡水的私立中学读书。衡水的教育资源闻名全国,可私立初中一年的学杂费起码3万元,对想要培养孩子通过读书跃出“农门”的打工群体来说,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。

  一直以来,范雨素对没能让大女儿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心有愧疚,又因为年少时在老家私立学校教书的时候,不懂教育方法,常常采用打孩子手心的方式对待犯错误的学生,所以她想等小女儿工作后就去支教:“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小,背书背不好就打孩子,现在觉得很不好,这是错误的,我想做点儿事情弥补一下。”

  在范雨素的认知里,“一个没有接受过完整学校教育的流动儿童,比一个接受过完整教育的留守儿童要好”。相较于留守儿童,流动儿童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,也有更开阔的视野与更大的格局。她的女儿们就是很好的例证。

  大女儿很早就开始在奶茶店打工,在自强不息的学习劲头下,成为会议速录师,年薪逾10万元;小女儿则被送往河北衡水的私立中学,通过努力学习,考上了竞争激烈的公立高中衡水中学,还常常在“火箭班”考第一名。

  白天打工,晚上读书,日复一日,按部就班。从2017年到2022年,4年过去了,一夜成名前范雨素是这样,一夜成名后仍然如此。除了必要的社交,大多数时间,范雨素都一个人待着,除了每周六晚上7点到9点——只要有时间,她都会赶到皮村文学小组听课。

  皮村文学小组是“工友之家”成立于2014年的兴趣小组,是基层劳动者参与文学交流的公益平台。该小组坚持每周进行一次线下学习,由文学爱好者和志愿者老师组成。

  2022年年底,范雨素受邀参加老舍文学院的高级研讨班,认识了不少纯粹、博学、有感情的良师诤友。然而,刚加入老舍文学院高研班的微信群时,有人对范雨素说:“恭喜你融入了主流文学圈。”她当时虽没有说什么,但十分生气——什么是主流?什么是边缘人?什么是底层?这些词,她都排斥。

  早在2015年的皮村文学小组研讨会上,范雨素就表过态,她觉得只有当“文学家”和“农民工”都成为中性词的时候,大家才算获得了普遍的尊重。

  在范雨素一直想写的长篇小说中,也贯穿着这样的理念。范雨素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命名为《久别重逢》。最开始,范雨素写的是玄幻题材,交稿的时候,范雨素却对此感到不够满意,她花了大量时间自学物理,她想给灵魂找一个科学的解释。最终,她将这本小说改为了科幻小说。只可惜,修改的过程使得这部小说错过了发表的最佳时机,出版日期被推迟。但她仍然觉得,这就是她最想表达的东西。

  在范雨素的理解里,她的生活方式放在任何一种评价体系中,都不会有人称好,要不是因为还有两个孩子,范雨素或许早就隐居山乡,更别谈什么“文学梦”了。

  范雨素没有想到的是,在她眼中自己失败而不值得学习的人生经历,正在以一种理想化的方式发酵,带给许多人心灵的震颤。有时候,越接近高等文明,越会掉进文明的陷阱:自由往往在追求自由的路上失去,这可能是人生最常见的悖论。正如范雨素对生活哲学化的体悟:“过穷困日子好,一无所有,你就没有负担,你就没有失去了会觉得伤心的东西。”

  她依然把自己圈在熟悉、安全的范围里,找到让自己舒服的自由,并尽力做着谋生养家的家政工作。夜幕降临,望着这座陪她度过49年生命历程的城市,她却从未对其产生家乡般的归属感。

  “等孩子读大学了,我或许就会离开北京。”将来,她想去云南、貴州或者海南这样的地方,找个小镇,买个房子,开点荒,种点地,一个人待着。在《久别重逢》的定场诗里,她这样写道:

  在汉水边漫步

  这是春天,有云

  云涌河汉,银河璀璨

  此刻,忘了我是仙人还是俗人

  只有云,云动我的麦地,我的瓜棚,我的天河

  这是春天,有晴也有柳絮

  无我

  (吟 啸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《他们,在流动的中国》一书,本刊节选)